眾症時代
  眾症時代
  拖延症、囤積症、選擇障礙如何改變我們?
  拖延、囤積、焦慮、註意力匱乏、“選擇障礙症”“親密關係恐懼症”“社交恐懼症”“語言學習狂熱症”……似乎突然之間,這樣古怪的病癥在都市人群中大面積爆發。病因曖昧且無計可施。
  實際上,這些“病癥”處於某種心理障礙和真正的疾病之間。它更像是一種對於當下精神狀態的精準描述。這些“病癥”的出現與中國都市化進程的加速以及互聯網時代的碎片化特征息息相關。一方面,人們承受著現實世界巨大的壓力;另一面,互聯網成為了人們的另一個外掛“器官”,不斷填喂信息,在彌合人們信息焦慮的同時製造著更大的焦慮。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一種“症”都是人們對於自身不安全感、焦慮和恐慌的對抗與解壓,同時更是這個時代病竈的映射。
  時代“病人”
  糾結病、厭世病、公主病、“選擇障礙症”“親密關係恐懼症”“社交恐懼症之選擇性緘默症”“語言學習狂熱症”甚至“甜點無免疫力症”。越來越多奇怪的“病癥”被髮現或者被命名。它們的背後是這個時代所有人無法抵抗的巨大的焦慮
  本刊記者/萬佳歡
  2000年,整天為工作焦慮、苦惱到“很想跳樓”的臺灣漫畫家朱德庸開始構思一部與現代都市生活相關的漫畫作品。他構想里的人物是一群“病人”:一對煩惱的夫妻“焦慮二人組”, 全身貼滿創可貼、身心都容易受傷的“OK綳人”, 用鐵鏈都拴不住的購物狂“狂買症”,以及每天為各種理由而自殺的“自殺三兄弟”。11年後,這部名為《大家都有病》的漫畫集結出版,扉頁上有句話:“是我們每個人那顆受傷的心病了?還是這整個時代病了?”
  有趣的是,近幾年來,“大家都有病”正在成為中國當下都市人群的標簽。越來越多的人自嘲“神經病”,抱怨自己的“拖延症”和“購物癖”。
  對於網絡新人類而言,“病癥”不再是一個冷冰冰的醫學詞彙,它被網友們廣泛接納,其字面含義也在被無限放大。在豆瓣網,你能看到各式各樣的“疾病小組”,有糾結病、厭世病、公主病,還有“選擇障礙症”“親密關係恐懼症”“社交恐懼症之選擇性緘默症”“語言學習狂熱症”甚至“甜點無免疫力症”。如果你在豆瓣小組搜索帶有“症”字的小組,數量竟然高達475個。
  在網絡與傳統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有大量都市人群主動“對號入座”成為病人;而另一方面,很多擁有真實精神癥狀的“時代病患者”也在網絡社群中浮出水面。在高速往前奔跑的中國社會面前,人們的心理未必能堅強得跟得上它前進的步伐。
  “信息時代的新感冒”
  2009年,Pole(網名)在網上閑逛,偶然發現了幾個帖子,裡面介紹了一本叫做《戰勝拖拉》的書,以及樓主與“拖拉”作鬥爭的經驗。帖子隸屬於一個豆瓣小組,它的名稱是“我們都是拖延症”。
  這是Pole第一次聽說“拖延症”這個詞。她正好連續經歷了兩次失敗的司法考試,並把原因歸結為自己的拖延行為。“都是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準備而最後基本裸考,”她這樣回憶。“拖延症”這個新鮮的名詞讓她大為激動。“哎喲喂,說的就是我啊!” 她想,“我是病啊!我找到組織了!”
  Pole立即決定“一定要治病”。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拖延症是一個契機,我自己的內心告訴我需要停下來跟我談談。”
  在“我們都是拖延症”管理員高地清風看來,絕大多數拖延症“病友”都是像Pole這樣發現“組織”的。很多人接下來的感受基本一致:高興地把自己歸為病人的行列。“它可能讓人解除掉在拖延這件事上的一些道德包袱,因為很多人原來覺得自己懶、沒用,心理壓力非常大。”高地清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他原來也是一個拖延者,曾經為此錯過了一次出國留學的機會。他最早加入“我們都是拖延症”是2008年11月,當時小組已經成立了一年半時間,人數有兩三千,都是一些比較嚴重的拖延者,不太活躍,“在裡面都悶著,大家都比較絕望。”高地清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接下來的兩年時間里,他積极參加小組內部對拖延原因的積極討論,並組織研究國外相關資料,介紹各自跟拖延對抗的經驗。他形容,當時的小組就像盲人摸象,把“拖延症”現象一點一點地拼出來。
  現在,高地清風在自己的微博簡介上這樣寫:“拖延症一詞定義者……致力於批量幫助拖延者”。他認為,“拖延症”一詞最早就來源於豆瓣。
  而除了拖延症而外,更多的“病癥小組”開始在豆瓣網上發酵。2006年起,“抓狂癥候群”“Reiteration (我有重覆症)”“間歇性心理低潮症”“我患有嚴重的社交恐懼症”等小組相繼建立,類似的小組還包括“外向孤獨症”“密集物體恐懼症”“被害妄想症”“單曲循環症”“出行恐慌症”等等。此外,豆瓣還出現了幾十個不同的拖延症小組。
  擁有自發、即興特質的“豆瓣小組”是豆瓣網除“讀書”外歷史最久的產品,它比傳統論壇更具體、細化,從而帶來了更為細分、擁有共同興趣、話題和情感傾向的一批人群。
  這些新鮮好玩的小組名稱迅速引發了網友關註,很多人立即對號入座。在一個囤積症的帖子里,一個匿名網友這樣寫道:“我忽然豁然開朗,心想既然有這個病癥就證明患者還不少,然後非常安心地覺得不止我一個人患病真好!即使周圍的人都覺得你奇怪也要堅持做自己啦”。而與此同時,更多“病癥”網友也開始在QQ群里集結。
  那段時間正是社交網絡在中國迅猛普及的幾年。拖延症、社交恐懼症的文章、漫畫,從開心網、人人網一直被轉發到後來興起的微博,迅速向豆瓣之外的其他網絡平臺輻射。
  實際上,上述絕大多數病癥都不屬於心理疾病的診斷治療範疇。高地清風認為,“拖延症”就是一個網絡詞彙,“是中文網民的創造”,它火起來的原因是“跟我們這個時代的生存狀況深深共鳴”。他曾在一篇文章里這樣描述拖延症:“信息時代的新感冒”。
  “他們還在想20年以後的事情”
  在網絡疾病開始引人註意之前,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李松蔚就對這樣一些“都市類疾病”有一些更為直觀的印象。
  2005年,李松蔚開始在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做心理咨詢師。當時中心剛剛成立,學生來訪者便絡繹不絕。
  “我很懶,沒有意志力”,一些學生說。另一些人的問題是“事情都被我拖到最後一刻”,或者“制訂了很多減肥計劃,但是就忍不住要吃,怎麼辦?”
  李松蔚剛開始有一些困擾——意志力障礙、學習不努力、拖延等狀況根本達不到心理診斷標準。而即便如此,他並不敢鬆懈。就在那一年7月,一個男學生從北大33號宿舍樓的5樓陽臺縱身跳下,成為該校當年第三名跳樓自殺者,此時轟動一時。正因如此,北京大學才成立了這個免費的學生心理咨詢中心。
  在中心成立之前,有心理問題困擾的北大學生只能去校醫院心理科,而上述學生的問題並沒有在那裡被大量發現。李松蔚曾跟同事們猜想,校醫院需要收費,大概這樣一些拖延狀況還遠遠不到讓同學們花錢去看病的程度。
  而李松蔚漸漸發現,這些“不起眼”的狀況對一部分來訪者的學習、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他曾接待過一個畢業生小丁(化名),她一開始的需求竟然只是想做完自己的簡歷——她的問題是,光是做簡歷就拖延了一年。
  “我不想做簡歷。一開始做,我就會想到自己這幾年過得很失敗,沒有給自己打下什麼資本,”小丁很痛苦地說,“簡歷沒有什麼亮點,用人單位會怎麼看我?”
  李松蔚意識到,錶面上小丁只是想做一份好簡歷,但更核心的成因是小丁對自己的現狀不滿、對前途深深憂慮。
  北大心理咨詢中心成立的那一年,中國內地的“高考擴招”政策進入了第7個年頭。2005年,全國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數達2300萬人,規模居世界第一;全國普通高校(全日制)招生504萬人,是1998年的4.7倍。如此急劇增速的招生規模,其他國家恐怕還沒有過。
  擴招之後,就業壓力的逐漸出現幾乎成為必然。2005年大學生自殺身亡事件後,北大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曾對《新京報》表示,自殺的學生比歷年多、而且較為集中的原因之一在於,“當前社會上對大學生的評價體系及其待遇、地位都較以前下降,加上市場經濟帶來的競爭壓力,讓學生們對找工作深感焦慮,開始產生自卑感。”
  在北大,李松蔚正在接見越來越多類似的來訪者——他在那裡工作了7年,接待的來訪者有近200名。最早每個北大學生可以有8次的免費心理咨詢機會,後來由於預約的人太多,校方只好縮短為6次。
  他們的困擾大多與學業拖延有關,還包括形形色色的選擇障礙——很多學生在出國、工作或者戶口和高工資之間搖擺不定。更多學生的病癥是混在一起的,導致程度不同的焦慮。
  李松蔚有時會跟同事們交流這些“癥狀”。私底下,他們把大一、大二學生戲稱為高四、高五。“因為他們真的太像高中生了,”李松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特別緊張、特別刻板、喜歡制訂計劃。”
  在他的觀察里,這批學生從大一起就希望對自己的職業和人生制訂一個完美的規劃。他們大二就急著去實習,知道申請出國需要學習好、發表文章,一早就會考慮需要認識一些什麼可以寫推薦信的老師。他們擁有太多獲取信息的渠道——至少在網絡上就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的“過來人”。他們不光在想今天的事情,還在想20年以後的事情。他們非常在乎的一個主題是“我該怎麼樣過上我想要的生活”。
  這樣的心態跟他們的前輩們全然不同,早些年北大畢業生似乎沒那麼早熟,但有底氣,也會更專註於“今天”而非“未來”。
  “錶面上現在的學生生活得非常充實,但我認為人類很難對遙遠的東西具有掌控力,他們反而容易迷失坐標,越來越沒有方向。” 李松蔚說,“現在工作越來越不好找,要求越來越高,他們很不踏實、不確定、迷茫。”
  “瘋狂的焦慮心理”
  2月10日,高地清風給《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打開了幾個App軟件,有的監測睡眠質量,有的能輔助平穩呼吸、從而“做正確的決策”。它們都與時間管理、高效工作相關。他還拿出幾盒餅干,“吃點東西能集中註意力,讓我們更容易堅持。”
  高地清風本來是北京師範大學在讀博士,但進入拖延症小組、建立“戰拖會”後,他幾乎把時間都花在了這方面:譯書、建網站論壇、接受媒體採訪,也有人請他講課、寫專欄。為了研究拖延症,他涉足了時間管理、心理學、行為經濟學、精神醫學、進化生物學、哲學等學科,至於自己的博士課程,他正在考慮休學,全身心從事“戰拖”方面的工作。
  在網絡、媒體的共同推動下,“拖延症”一詞竟然已經擁有了靠它謀生的人。2010年,武漢一家媒體找到高地清風,因為拖延症“新鮮、有意思”。這是他接到的第一家採訪邀請,“拖延症”也開始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進入大眾視野。
  2012年初,高曉松發了一條微博:“每次打開跑步機決心鍛煉減肥,就覺得應該先彈會兒琴,打開琴又覺得光彈琴不寫歌浪費,於是打開電腦;然後上網亂看一小時;腦子被攪亂,無法寫作,便上樓吃飯,吃完飯大腦缺血,必須睡一覺……”
  微博引發了又一波媒體對拖延症的報道高潮。在中國知網上查閱當年以“拖延症”為關鍵詞的報道,竟然多達近40條,就連《人民日報》一篇關於政府信息公開的文章也使用了“拖延症”一詞。2012年5月,楊瀾在她主持的《天下女人》里做了一期拖延症專題,她在其中說:“最近我們發現,拖延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病、一個社會病。”
  “感覺關於拖延症的討論鋪天蓋地了,”高地清風說,“一流行開,自稱拖延症就變成了一種現象了,變成一種時尚。”
  與此同時,豆瓣小組的人數不斷增加。在高地清風的回憶里,2010年聖誕節前後,一個“職業生涯教育機構”的老師出版了一本書,裡面提到了“拖延症模式”並推薦了豆瓣小組。這本書帶來了小組成員的一次暴漲,“一天漲了兩三千人”。目前,“我們都是拖延症”的人數已經達到11萬多人,成為豆瓣關註度最高的小組之一。
  媒體對其他“病癥”也愈發熱衷,比如從幾年前就開始報道的“囤積症”“社交恐懼症”和“選擇焦慮症”。
  在某種程度上,大眾媒體對這些詞語的傳播加深了很多人的擔心和焦慮。心理咨詢師師曉霞經常接待一些社會上的來訪者,她發現,很多人的來訪都是受到輿論的影響。他們狀況並不嚴重,但都會事先給自己貼上一個“標簽”。曾經有一個來訪者一進門就稱自己是“強迫症”,但說來說去,無非是關門時要關兩三次,出門時要看幾次窗戶、煤氣是否關好。
  “這樣的情況大多數人都有,”她讓來訪者不要先給自己“扣帽子”,“真正的強迫症是影響到社會功能,比如強迫自己洗手直到脫皮,嚴重的必須吃藥、住院。”
  還有很多家長為了孩子走進心理咨詢中心。“大家都會上網,然後來心理咨詢中心求證一下:‘我的孩子是不是什麼病啊’,”師曉霞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她看來,在上世紀獨生子女政策施行後,很多家長一直有“瘋狂的焦慮心理”:“現在都是獨生子女,有一點點風吹草動家長都擔心得不得了。”
  更有一些來訪者錶面上失眠、脾氣暴躁,但深談之後,師曉霞發現他們其實是害怕結婚——房怎麼辦?車號怎麼辦?兩個背景不同的家庭如何融入?生孩子後兩家人誰來帶?
  “他們身邊的問題人群太多,引發了婚前焦慮。這相當普遍,”師曉霞說,“整個時代就是一個焦慮的時代,恨不得人人焦慮。”
  一個自由但不安全的時代
  2012年,大一新生吳天(化名)找到師曉霞,一進門就號啕大哭。“老師你知道麽,我下周就要考托福,現在一頁書都沒看。”
  經過深入瞭解,師曉霞發現她的一些其他問題,譬如選擇焦慮。家裡人對她期望很大,想讓她出國,但她十分猶豫,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標。她還有一定程度上的囤積症:她所有的電子照片、信息都不捨得刪,此外還經常翻來覆去地歸檔整理,一整理就是一整天。這讓她非常痛苦。
  “這都源於她對未來、對家庭的不安全感。”師曉霞說。
  如今,很多心理癥狀都跟整個時代的發展息息相關。有的人只要看到QQ群里有人上傳文檔、電子書或其他資料,就會不停下載。信息堆得越來越多,但他們也不見得會去看。“他們其實是覺得自己不安全,怕自己在信息時代落後了。”師曉霞說。
  還有的人瘋狂地參加各種各樣的培訓、考資格證,囤積知識,“背後都是焦慮。怕自己走在時代的後邊。”師曉霞說。她有一個朋友,在學習方面花了好幾十萬,但這些知識到最後並沒什麼用處。
  近兩年發展的顯著標誌是物質的豐富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長。李松蔚形容,選擇太多是一種折磨,就好像“自助餐吃到最後很痛苦”。曾有一個來訪者對李松蔚訴苦,自己總是忍不住在網購前把淘寶各店鋪所有的價格都比上一遍,每次都要花上大量的時間——比如要買一件新東西,她先在淘寶上搜型號,再百度、知乎一下,在大量不同的說法尋找可信說法。好容易確定下來型號,她還得在店鋪裡海量搜索不同價位的商品,並且瀏覽買家評價。
  李松蔚發現她多多少少有一點選擇焦慮和拖延,而且程度不輕。“她的收入很高,不會在乎那幾十塊錢的差價。但她把省錢當做一個自己相信的目標,其實是為了逃避工作。”他說。
  “囤積症”實際上是一個病理行為,但過去很少聽說。在十年前淘寶還不普及的年代,這些“病癥”是無法想象的。很多人的內心也許跟不上如此急速發展的新時代,產生不同程度的焦慮在所難免。
  過去,特定時代下產生的心理流行疾病並不鮮見。19世紀的歐洲文學作品中,貴婦們動不動就會誇張地暈倒,需要聞一聞隨時攜帶的嗅鹽才能好轉。以今天的眼光去看,這種疾病不可思議,而它實際上是維多利亞時代歐洲的一種常見心理疾病“癔症”,其另一個翻譯是歇斯底裡症。弗洛伊德曾認為這是由女性的生理構造引起的病癥,但後來人們發現,它是跟那個時代的禁欲有關的一種心理疾病。
  在中國,20世紀中葉到1980年代,精神病院有很多緊張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們的一個表現是“木僵”,即行為動作處於完全的抑制狀態。一個流行的說法是,這是當時過於普遍的抑鬱症所導致的。今天的精神病院里已經基本上看不到這樣的病例。
  近30年是社會變化和科技發展最快的時期,產生“網癮”等時代性心理問題或病癥並不奇怪。2004年,《醫葯與保健》雜誌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悄然而生的“時代心理病”》,提出了信息焦慮症、成功後抑鬱症、瘋狂購物症等“病癥”,並指出原因是“社會節奏急劇加快,工作壓力大、緊張度高,生活節奏快”。
  “從我自己的生活經驗來看,我也覺得從零幾年開始,整個人的心態都變了。很慌,社會好像在不停變、發展,自己好像稍不註意就會被拋開。”李松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他近來發現,二三線城市的人似乎也愈發焦慮了——也許微信、電商在很大程度上進一步消解了小城市和一線城市之間的距離,那裡的人們也非常近距離地接觸到一線城市人群的感受。比如愁堵車,想出國旅游,買iPhone5;想把孩子送到一線都市大量出現的嬰兒游泳館、早教中心、國際學校,愈發覺得自己的錢不夠花……
  被稱為“精神分析社會學”奠基人之一的心理學家弗洛姆曾有一個著名觀點:安全和自由不可兼得。過去的時代是安全、但不自由的時代——可選擇的東西太少,人們心安理得;而現在的時代是自由、但不安全的時代。把這個理論放到目前的“重症時代”來看,似乎更有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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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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